案例：未經對方同意將合法收集的對方當事人個人信息作為證據向法院提交，是否侵權？
近日，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結了許某訴某科技公司個人信息保護糾紛一案。該案中，原告許某認為被告某科技公司在案件中未經原告同意，也沒有經相關國家機關和司法機關要求的情況下，從數據庫中調閱其寄遞信息進行公證并向法院提供的行為侵害了原告的個人信息權益。法院認為，被告某科技公司在訴訟中為證明待證事實，將已經合法收集的包含個人信息的證據向人民法院提交，屬于個人信息保護法中規定的履行法定義務的行為，該行為未侵害原告的個人信息權益，依法判決駁回原告許某的訴訟請求，目前該案已生效。
案情回顧 被告某科技公司是一家智能快件柜的實際運營者，2020年5月12日和18日，原告許某在該智能快件柜取快遞，因超時保管，分別向被告支付了超時保管費0.5元和1元。2020年9月4日，原告與被告、案外人某速遞有限公司因確認合同無效糾紛訴至廣東某法院。在該案中，被告為證明其主張，向某公證處申請公證保全，證據內容涉及原告使用的手機號在2020年5月至11月間的取件記錄及其對應的快遞公司的寄遞信息，包括派件時間、快遞公司、運單號、取件時間、取件人手機號等，并向法庭提交。被告據此證明，原、被告的有償保管服務協議合法有效。最終，廣東某法院作出判決，駁回原告全部訴求。其后原告提起本案訴訟，主張在前述案件中被告在未經原告同意，也沒有經相關國家機關和司法機關要求的情況下，從數據庫中調閱其寄遞信息屬于違法收集行為，進行公證并向法院提供屬于違法使用行為，訴請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賠禮道歉、賠償精神損失費。 被告辯稱，其在前述案件中為協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實，使用原告保管服務記錄等信息是履行法定舉證責任和義務，是依法行使國家公證職能。證據保全屬于公證機構法定公證事項且具有必要性及公證效力，該證據保全行為沒有侵犯原告的個人信息。
法院經審理認為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實引起的個人信息保護案件，可以依據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進行裁判說理 原告所主張的調閱信息、公證證據保全及向法庭提交的行為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實施以前，上述行為一次性作出后并未持續發生?！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時間效力的若干規定》第四條規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實引起的民事糾紛案件，當時的法律、司法解釋僅有原則性規定而民法典有具體規定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但是可以依據民法典具體規定進行裁判說理。根據當時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一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上述法律明確了收集、使用個人信息的基本原則，但是對于個人信息的具體處理規則等尚無明確規范。民法典將個人信息作為人格權益進行了規范，明確了處理個人信息的原則和相關規則。根據民法典時間效力司法解釋第四條的規定，本案可以依據民法典具體規定進行裁判說理。 進一步，《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以下簡稱個人信息保護法）于民法典之后頒布實施。民法典作為民事領域的基本性、綜合性法律，調整的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個人信息保護法是規范個人信息處理活動的綜合性、專門性法律。個人信息保護法中的私法規范與民法典可以構成特別法和一般法的關系，兩部法律相關規定結合起來，形成完備的私法領域個人信息保護的原則、規則體系。因此，結合時間效力司法解釋第四條的釋法原則和精神，以及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之間的規范領域和一般特殊關系，為完整、準確評價案涉個人信息處理行為，本案亦可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具體規定進行裁判說理。
被告的行為符合合法、正當、必要原則，屬于履行法定義務的行為 當事人在訴訟中為證明待證事實，將已經合法收集的包含個人信息的證據向人民法院提交，符合合法、正當、必要原則，屬于履行法定義務的行為。 被告未經原告同意處理涉案個人信息的行為具有合法性。涉案行為發生時已經施行的《信息技術安全 個人信息安全規范》（GB/T 35273-2020）中第5.6條列舉的“征得授權同意的例外”情形中，規定了與刑事偵查、起訴、審判和判決執行等直接相關的，個人信息控制者收集、使用個人信息不必征得個人信息主體的授權同意。雖國家標準不可直接作為法律適用淵源，但對判斷具體個人信息處理行為是否合法正當必要有參考作用。此外，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明確了在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情況下，信息處理者處理個人信息可以不征得該自然人或其監護人同意而處理個人信息。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三條進一步規定了無需征得個人同意即可處理個人信息的情況。根據該條第（三）項的規定，為履行法定職責或法定義務所必需而處理個人信息，不需取得個人同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17年修正）第六十四條的規定，法律明確規定了當事人和人民法院在訴訟中有依法提供、調取證據的責任，因此，當事人依法提供證據，既屬于維護自身權益的自助行為，也屬于履行訴訟中舉證責任、誠信訴訟的法定義務。 被告處理原告個人信息的行為具有正當性。如前所述，涉案個人信息處理行為是訴訟中的舉證行為，個人信息載體所呈現的事實，對法庭查明案件事實、明確當事人責任具有關鍵作用。本案中，被告處理原告個人信息是用于訴訟中舉證，無證據證明該行為是出于侵害原告個人信息權益的目的。如果嚴格限制個人信息處理者只有在征得對方當事人同意的情形下，才能將其合法收集的個人信息作為證據提交，必然會對當事人依法通過舉證維護自己的權利造成妨礙。因此，被告為證明其主張、查明案件事實而處理原告的個人信息具有正當性。 被告處理原告個人信息的行為符合必要原則。雖然當事人為證明其主張將合法收集的個人信息作為證據提交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但使用的過程仍應堅持必要原則。從本案具體情況看，被告處理的原告個人信息的內容，在其證明目的的合理范圍內進行保全和舉證，符合必要原則。只要當事人合法獲得相關證據，該證據與案件爭議焦點具有合理關聯性，舉證行為無侵害他人個人信息權益之故意或重大過失，即應認定為符合必要性原則。本案中，爭議涉案信息僅在合法的公證過程中使用和向法庭出示，并無證據顯示被告用作他用或向不特定的第三人公開，造成原告權益的損害。 綜上所述，被告處理涉案原告個人信息的行為符合合法、正當、必要原則，未侵害原告的個人信息權益，原告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
裁判結果 最終，法院判決駁回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