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車發生交通事故，導致3名乘客喪生，行政機關認為，屬于安全生產事故 對租賃公司作出50萬元的行政處罰，租賃公司以其不屬于道路運輸企業，不應承擔安全生產責任為由訴至法院，未獲支持后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

某汽車租賃公司（下稱“租賃公司”）將掛靠在公司名下的一輛小轎車租給他人使用，租車司機在駕駛中因操作不慎，車輛墜入河中，3名乘車人在事故中喪生。當地應急管理部門依據安全生產法（2014年第二次修正版）相關規定，對租賃公司作出罰款50萬元的行政處罰。租賃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經過法院一審、二審、再審，均未獲得支持，于是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 

在檢察機關的依法監督下，法院近日作出再審判決，撤銷當地應急管理部門對租賃公司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        

租賃人租車發生事故，租賃公司被判罰50萬元        

租賃公司的經營業務包括汽車租賃、機電設備及汽車配件銷售，劉某將其非運營的一輛小轎車掛靠在租賃公司進行租賃經營。2019年11月的一天，史某駕駛從租賃公司租賃的劉某的小轎車駛出道路墜入河中，造成3名乘車人死亡及車輛損壞。經公安交管部門認定，史某負此次事故的全部責任，3名乘車人無責任。 

事故發生后，由當地應急管理部門牽頭，多部門組成事故調查組對本次事故進行調查，并形成了事故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認為，事故發生的直接原因是史某未按操作規范安全駕駛，實際操作能力不足，臨危處置措施不當；間接原因是租賃公司對安全生產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未制定并落實安全生產管理制度，未設立安全生產管理機構，未強化對主要負責人、安全管理和從業人員的教育培訓，對公司車輛（含掛靠車輛）未有效落實安全管理措施。同時，其他單位和部門也應承擔相應的間接責任。某市政府批復事故調查報告，同意該報告對事故經過、原因、性質的認定。應急管理部門根據已獲批復的事故調查報告，依據安全生產法第109條的規定，于2020年9月對租賃公司作出處50萬元罰款的行政處罰。 

租賃公司不服該處罰決定，于2021年1月向法院起訴，訴請法院判令撤銷該市應急管理部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 

一審法院審理后認為，因道路交通安全法未對事故單位的行政處罰作出明確規定，對生產經營性道路交通責任事故的調查及事故單位的行政處罰應當適用安全生產法、《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的規定進行綜合分析及判斷。租賃公司存在安全生產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未制定安全生產管理制度、未設立安全生產管理機構等問題，應急管理部門結合安全生產法第109條“發生較大事故的，處五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的規定，對租賃公司作出行政處罰，適用法律、法規正確，且應急管理部門在作出決定前向租賃公司送達了行政處罰告知書、行政處罰聽證告知書、聽證會通知書，程序合法。2021年7月，法院作出行政判決，駁回租賃公司的訴訟請求。 

租賃公司不服，向某市中級法院提起上訴。市中級法院認為，市政府對事故調查報告作出了批復，上訴人對該批復未提出異議。根據《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第32條第二款“有關機關應當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復，依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對事故發生單位和有關人員進行行政處罰，對負有事故責任的國家工作人員進行處分”的規定，應急管理部門按照案涉批復，履行了相關程序，作出本案行政處罰決定，認定事實清楚，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正確。2021年11月，某市中級法院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租賃公司仍不服，向貴州省高級法院申請再審，2022年8月，該院駁回其再審申請。 

 租賃公司申請監督， 檢察官準確厘清爭議焦點

 “公司雖然存在違反安全生產法的行為，但并沒有導致任何安全生產事故的發生，這次事故發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史某操作不當，該案應認定為單方交通肇事案件。”2023年3月，租賃公司負責人向某市檢察院申請監督。 

受理案件后，承辦檢察官調取了行政機關處罰卷宗、法院審判卷宗，對全案進行了審查。檢察官經調查發現，租賃公司在租車前對史某的駕駛證、身份證等準駕資格進行了審查，雙方簽訂了《汽車租賃合同》，在合同中對租賃人安全使用車輛、交通事故責任承擔等內容進行了約定。發生事故后，經司法鑒定，案涉車輛未被發現存在轉向、制動等故障。 

檢察官經分析認為，監督此案必須要厘清三個關鍵問題：本案事故定性為道路運輸事故是否正確？行政處罰認定的違法事實是否準確？適用安全生產法第109條進行行政處罰是否正確？ 

針對事故定性問題，承辦檢察官認為，租賃公司提供車輛租賃既沒有配備駕駛員，也不需要辦理營運證和運輸許可證，又不提供運輸服務，屬于非道路運輸企業，將該起交通事故認定為道路運輸事故屬于對事故性質認定錯誤。 

 “行政處罰認定的違法事實也不準確，應急管理部門在行政處罰決定書中載明的違法事實包含未設置安全生產管理機構、未有效落實安全管理措施等。但根據安全生產法相關規定，租賃公司非道路運輸企業，且從業人員未超過100人，只需要配備專職或者兼職的安全生產管理人員即可，無須設置安全生產管理機構。”承辦檢察官認為，沒有相關法律法規、其他規范性文件對汽車租賃公司如何管理出租的汽車設置義務性規定，應急管理部門在處罰依據中也未列明認定該公司未有效落實安全管理措施的法律依據。 

本案適用安全生產法第109條進行行政處罰，還存在法律適用錯誤。應急管理部門認為，租賃公司存在落實安全生產責任不到位等問題，但該問題僅是違反安全生產法第94條的規定，且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駕駛人史某超速行駛，未按照操作規范安全駕駛、文明駕駛，實際操作能力不足，臨危處置措施不當。因此，對于租賃公司不能按照安全生產法第109條進行行政處罰，只能按照落實安全生產責任的有關規定進行處罰，即“責令限期改正，可以處五萬元以下的罰款；逾期未改正的，責令停產停業整頓，并處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一萬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的罰款”。 

2023年8月，某市檢察院就該案提請貴州省檢察院抗訴。 

檢察機關提出抗訴，法院改判撤銷處罰

貴州省檢察院檢察官經審查后認為，安全生產法第109條規定的目的是在分清事故責任的基礎上進行處罰，真正起到促進生產經營單位加強安全生產工作的作用。第三方原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引起的事故，生產經營單位沒有責任，就不應當依據本條規定予以處罰。租賃公司對案涉事故的發生不存在過錯，其被作為道路運輸企業認定承擔安全生產事故責任屬于事實認定錯誤，依據安全生產法第109條對公司進行處罰，屬于適用法律錯誤，該市檢察院提請抗訴的理由充分。 

同時，針對二審法院認定租賃公司未對事故調查報告的批復提出異議的問題，檢察官經調查后認為，案涉事故調查報告及批復作出后，相關行政機關并未及時送達該公司，也未告知其對事故調查報告及批復享有的權利及義務，該公司客觀上并不能就批復提出異議。同時，沒有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對事故調查報告的批復提出異議是對行政處罰不服提起訴訟的前置程序，該公司是否對事故調查報告的批復提出異議，并不影響本案訴訟。 

今年5月，貴州省檢察院向貴州省高級法院提出抗訴。貴州省高級法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某市中級法院再審本案。 

某市中級法院依法另行組成合議庭公開審理了本案。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檢察機關所持原判適用法律錯誤的抗訴意見成立，予以采納。原判適用法律錯誤，應當依法撤銷。如發現租賃公司存在安全生產職責及安全教育培訓缺失情形，可由應急管理部門另行處理。 

近日，法院作出再審判決，撤銷之前的行政判決，撤銷應急管理部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 

 檢察官：厘清責任　責罰相當

安全生產法第109條規定“發生生產安全事故，對負有責任的生產經營單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擔相應的賠償等責任外，由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依照下列規定處以罰款……”據此可以看出，適用該條規定首先應區分事故責任。 

就本案來看，租賃公司僅出租汽車給駕駛人史某使用，史某具有符合要求的準駕資質。公安交管部門認定，發生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超速駕駛，認定史某負此事故的全部責任。退一步講，即便租賃公司未履行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屬于案涉事故的“間接原因”，應急管理部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載明的違法事實應為安全生產法第94條所規定的內容，也不應按照該法第109條予以處罰。此外，參照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未履行安全生產教育和培訓義務不是發生交通事故直接原因的，安監部門適用《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第37條對相關運輸企業實施行政處罰不妥”的答復要旨，此案也不應適用安全生產法第109條對租賃公司進行處罰。

安全生產不僅對企業持續穩定發展至關重要，而且事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依法對安全生產事故責任主體進行懲處是法治建設的必然要求。作為執法機關，在作出處罰時，應在分析原因、厘清責任的基礎上，依法作出相應的處罰決定，而不能簡單機械地把事故的發生與企業安全生產責任事故畫等號。 

 （貴州省檢察院崔海港）